在過去60年裏，NDAA是美國國會每年通過的唯一一項法案。但作為一個立法工具，該法案常常會附加一些不相關話題，例如此前受到市場關注的針對中國生物製藥企業的H.R.8333提案。

6月12日，在美國公佈的NDAA修正案清單中，8333生物安全法案未被納入其中。據瞭解，在NDAA聽證會前，此文件仍處在“Submitted”的提交狀態，而非進入聽證會程序並被眾議院投票是否納入NDAA的“Made
in Order”狀態。按市場解讀觀點，“該提案不僅沒有通過納入NDAA的第一步，甚至直接被忽視了”。

而這也意味着，美國某些政治團體惡意炮製和推動的針對中國生物製藥企業的《生物安全法案》在立法階段已技術性流產。

受此利好影響，6月12日，港股CXO板塊集體大漲，其中藥明生物(02269)和藥明康德(02359)盤中最大漲幅達到18.21%和11.31%，而康龍化成(03759)、泰格醫藥(03347)和凱萊英(06821)等頭部CXO企業股價也分別上漲5%-10%不等。隨着地緣政治的黑天鵝短期消散，國內CXO板塊或將開啟一段估值迴歸的行情。

誰將率先反彈?

近段時間以來，提到國內CXO企業，便不得不提地緣政治影響。例如在此前4月份，Endpoints曾發文指出，美國生物安全法案所覆蓋的企業名單可能會覆蓋更多的中國CRO/CDMO企業。消息傳出後，港股CXO板塊便出現集體下挫。

然而二級市場如此表現，表面上反映的是市場情緒受地緣政治等非理性因素困擾，但深層上反映的卻是近3年全球生物醫藥終端的“融資寒冬”最終傳導至上游，推動CXO板塊步入下行週期。

從業績層面來看，除去受地緣政治因素影響最大的藥明系企業，剩下4家港股CXO板塊企業，康龍化成、昭衍新藥、凱萊英、泰格醫藥在2023年的業績表現卻分化明顯。

雖説以上四家企業營收利潤表現不一，但其導致業績變化的因素卻並不相同，究其原因在於各家CXO的業務佈局存在差異，而其所體現出的抗風險能力便有不同。

以康龍化成為例，作為在藥明康德之後業務線第二全的國內CXO企業，康龍化成的業務涵蓋臨牀前CRO全鏈路以及早期臨牀CRO的業務線。其與藥明康德一樣，是國內最早提供一體化全流程藥物開發服務的CXO之一。公司業務板塊分為實驗室服務、CMC(小分子
CDMO)服務、臨牀研究服務、大分子和細胞與基因治療服務四大板塊。

康龍化成之所以能在2023年仍保持營收利潤雙位數增長的一個關鍵點在於，其四大板塊能夠為公司分攤壓力，大幅提高公司抗風險能力。

這個邏輯也可以在藥明生物的2023年業績中驗證。即使此前處在地緣政治風險中心，藥明生物2023年剔除新冠業務影響後，公司營收依舊實現了同比11.6%增長，達到170.34億元;經調整EBITDA利潤率達到41.1%。

此前影響國內CXO板塊估值的兩大因素便是短期地緣政治因素，以及下游全球生物醫藥終端的“融資寒冬”，如今前者靴子落地，其對二級市場情緒的干擾有望加速消退，在此背景下，多業務建立起的穩健基本面有望幫助如藥明生物、康龍化成等企業實現率先反彈。

CXO北美市場或許是一柄“雙刃劍”

近段時間以來，提到國內CXO企業，便不得不提地緣政治影響，從二級市場來看，投資者也確實改變了對於CXO企業的投資策略，海外業務佔比過高的企業股價下跌明顯。

據智通財經APP統計，除去藥明系企業外，此前康龍化成和凱萊英作為海外業務收入佔比超8成的企業，不可避免也受到今年年初美國“生物安全法案”風波波及，且受到的影響相較海外業務佔比小的如泰格醫藥這類企業更大。

但覆盤此次美國所謂《生物安全法案》事件，對於國內CXO企業來説，北美市場佔比高或許並非完全利空，而是一柄雙刃劍。

今年5月，美國生物技術創新組織向美國國會提交的會員調查結果中表示，在調查有效覆蓋的124家美國生物製藥公司和生物技術公司中，約有79%的公司與中國(或中國擁有)的製造商簽訂了至少一份合同或產品協議，終止與中國CDMO(醫藥合同定製研發及生產企業)合作可能需要花費生物製藥公司長達8年的時間。

雖然5月15日晚間，《生物安全法》草案還是被美國眾議院監督和問責委員會批准了，並進入了下一個立法程序，但此次批准的是草案更新版。在這個版本中，所涉及的現有合同/產品的豁免權延伸至2032年1月1日，這意味着“藥明系”公司實現了“軟着陸”，獲得了8年緩衝期。

而這也間接説明美國生物製藥利益集團對美國政治系統的影響。站在國內CXO企業的角度來看，進一步推進“反脱鈎”加強與北美生物醫藥終端市場的合作，或許更符合企業利益和安全。對於以藥明生物為主的強調“Follow
the Molecule戰略”和端對端服務的CXO服務商來説更是如此。

從市場層面來看，據EFPIA 報告，在1987
年至1991年期間，歐洲公司推出了101種新藥，而美國公司推出了54種。但在2007年—2021年，美國推出了159款新藥，而歐洲僅僅推出了71款。美國目前仍是全球生物醫藥研發的核心地區。

而在北美市場，每年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的新藥中，最終追溯到初創公司研發的產品佔比已超過75%。

而對於藥明生物來説，其“跟隨分子”策略的本質，便是從研發和設計端就開始介入，服務對象不少是初創公司，這種策略能極大提高客户的替代成本。對於正處在融資寒冬的美國生物醫藥初創企業來説，其存在對成本控制的強需求，從預算的角度來説，藥明生物這類高性價比的端到端服務商對於下游創新藥企存在供應鏈的不可替代性。

至於市場中有觀點提到的韓國三星生物的“替代問題”，實際上這家企業商業模式與藥明生物並不相同，其主要以“製造”環節為主，缺乏幫助初創企業研發的能力。

這就形成了二者在業務端的鮮明差別，即客户集中、大單多的三星生物，產能得到更充分發揮的同時，顯然對大客户有更強的依賴性。而藥明生物客户結構更加多元化，特別是其長尾客户平均收入逐年上升。在業務地域上，三星生物目前仍在大客户較多的歐洲地區與傳統CRO/CMO企業進行低價搶單，但由於其缺乏研發能力，在北美市場缺乏初創企業客户，因此市場佔比遠低於藥明生物。

再者，去年8月和9月，FDA檢查三星生物在韓國的生產基地後指出，其存在數據和生產控制、機器驗證不足、設備維護不善、質量控制不力的問題。並且FDA還警告，三星生物的設施沒有得到充分維護，存在天花板端口脱落、門破損，裝貨坡道碼頭密封件缺失等問題，這些都為害蟲進入設施提供了潛在的可能性。

由於成本控制等因素，初創生物醫藥企業對質量管理體系的要求只會較大企業更嚴格，因此質量控制較低的三星生物或許也不會是初創企業的選擇。

由此來看，在此次“黑天鵝事件”過去後，美國初創型生物醫藥企業對藥明生物等國內性價比更高的CXO服務商的依賴程度可能會進一步加深，而每一家新客户的加入，或許都會在未來讓美國政壇的那些不安分分子“投鼠忌器”。